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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无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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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应从“人口计划”向“人口调控”转变  

2012-11-01 22:44: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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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就集纳了这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分开二孩,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二孩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式的剧烈变动,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即夫妻双方一方是独生子的可生二胎)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不可否认,相对于此前很多人口学者在讨论人口政策调整时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和欲说还休的暧昧模糊态度,此次主流人口学界学者群体在中国人口形势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发出的这些客观理性的声音,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相信这些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政策性建议,对于徘徊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方向,必将起到正本清源的影响,对于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走向必将起到正确的指引作用;对于那些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官员、学者和民众,也必将收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对于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对于中华民族的香火永续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个人认为,此次这20位学者提出的新人口政策建议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自主生育”的主张。在很多坚持原有生育政策的学者和官员看来,实行“自主生育”的政策,就意味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彻底否定,不但不利于我国人口政策的稳定,而且极易引发人口出生率的爆发性反弹,因此自主生育的结果就是人口增长失控。

        这种观点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我国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这种观点是缺乏事实论据的支持的。2000年的“五普”和2010年的“六普”数据显示,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超低水平,2000年和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是1.22和1.18。即使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生育意愿的抑制,如此低的生育水平也足以令任何一个有民族责任感和理性认知水平的人感到震惊。

       其次,从山西翼城等国内试点二胎政策的地区多年的实践经验看,即使放开二胎政策,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世代更替的水平。

        第三,从和我国属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泰国、伊朗等国家的经验看,生育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而逐步降低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和进程,主要并非是计划生育控制政策的作用,某些学者和计生系统的官员把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当作计生政策的功劳,实有贪天之功的嫌疑。

        因此,据以上事实可以做出判断,中国实行“自主生育”的政策绝不但不会引发生育率大幅反弹和人口增长失控的局面。而且,相对于“计划生育”的政策,“自主生育”的政策具有天然的优势:       

        “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之所以差强人意,就在于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理论层面,“计划生育”政策都不过是计划经济思维在人口领域的极致性实践。事实已经证明,对于人类社会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界的社会性复杂宏观系统,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人口领域,在企业等简单微观系统中大显身手的计划手段无论从适用对象还是从技术手段和技术条件上,都不具备可行性,都不可避免沦为纸上谈兵的学术乌托邦。因此,在宏观复杂的社会性系统面前,任何不顾现实局限和理论缺陷的现实,强行推行计划思维和实践的做法都必将遭受客观规律的无情报复。

        因此,将计划思维和做法强行应用于作为复杂宏观社会性系统的人口再生产领域,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自主生育”实际上就是市场调节在人口再生产领域的具体体现和实践。作为生育主体的个人和家庭具有基本的理性,而人口的生育和抚养也必然受到每个个人和家庭现实资源的约束,追求效用和福利最大化的个人和家庭在理性的支配下,大致上可以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状况做出最优的生育决策,决定最优的生育数量。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和调节下,全社会的生育决策有可能达到帕累托最有的状态。

       很多人以“马尔萨斯魔咒”作为论据来反驳市场机制在人口再生产领域调节作用的有效性。对此,我们应该从两方面看,首先,在人们抗御自然和社会灾害能力极为低下的中世纪,国家、文化和家族鼓励生育和家庭倾向于多生育子女本身有合理性的一面;其次,在人口和资源矛盾面前,中世纪的生育主体也具有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和理性决策的愿望,关键是缺乏自主生育的技术手段——当时全世界都缺乏有效地避孕技术和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中世纪各国经常陷入“马尔萨斯魔咒”这个怪圈之中,不是市场机制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自主生育模式的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

        避孕技术作为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其出现那一天起,就为市场机制在人口再生产领域自发作用的有效发挥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使市场调节作用下的“自主生育”成为可能。从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技术手段和社会管理能力来看,在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自主生育”依然是最合理的选择。

        当然,我主张在市场机制调节基础上的“自主生育”,并不意味着我认同人类生育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在完全的市场调节机制中,个体理性和群体无理性发生矛盾冲突的“囚徒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市场机制的失灵在人口再生产领域也是应有之意。人口领域的“囚徒困境”在人口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表现为人口增长过快,而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后,又表现为少子化和人口负增长。因此,实行“自主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人口再生产可以自由放任和听之任之,而应该根据人口再生产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和突出矛盾积极介入,但是政府对人口问题的介入和解决主要不应该采取计划手段,而应该是综合采用经济、法律、文化和社会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人口过快增长时,调控人口过快膨胀;反之,则应该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

        因此,中国应该转变人口政策,从计划思维的“人口计划”政策转变为自主生育基础上的“人口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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