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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无情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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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批判之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悖论  

2008-06-09 15:09: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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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注:值此全国上下都在纪念、回顾和反思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本人亦以乡野村夫之愚见,发表自己对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风雨历程的一些不很成熟,也不太系统的思考。在文章标题中,本人特意使用了令很多人颇感不爽的“批判”一词。从字面看,“批判”之含义有三:1.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2.批评,即指出优缺点,评论好坏;3.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以分别对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第962页〕。因为中国民众大多熟悉和习惯使用上述前两种含义,因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国内鲜有学者在著述中(更不要说在文章标题中)使用第三种含义。不过有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最著名的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对上述第三种含义加以使用的光辉范例,本人对此也就无需大多忌讳了,只是担心很多读者给我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因此,在此特对标题中“批判”一词加以注释和说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中国奇迹”。2007年,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马凯在一次报告会上说,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年均增长速度。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如此庞大,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发展中大国,能够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着实令人惊叹和赞赏。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社会现代化的及早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在我们的经济学者们审视这个令很多人感到兴奋的数字之时,恐怕没有几位能够高兴得起来。原因很简单,我们的高增长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之上的。这种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增长方式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弊端和负面影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不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增强和提高。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得到切实有效地转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质量进一步提高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外很多有识之士就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很多的真知灼见。在1992年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成为全国上下的普遍共识。因此也就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提出。然而,时至今日,距离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2010年只有两年时间之际,依然看不出粗放型增长方式得到彻底转变的迹象。

       既然上至高层下至平民都已经深刻洞察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以及转变的迫切性,那么,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迟迟得不到彻底改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只要稍稍有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即改变廉价要素政策,提高资源价格。在市场经济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只要其行为遵循基本的理性原则,为了求得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在其经济行为中,必然竭尽其所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的配置,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增加廉价资源的使用,减少昂贵资源的使用。造成我国当前经济粗放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素资源的低价格。改革开放以来,资源低价格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政府通过官定利率体系人为压低资本的价格--利息率;在劳动用工领域,采取消极不作为的做法使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低位水平;在土地征用方面,长期漠视广大农民的利益诉求导致集体和私人土地被以很低廉的价格转让给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铁腕政策的缺失,导致广大企业通过外部效应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环保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居民承担。资金成本、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和环保成本的低廉是造成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迟迟得不到转变的最主要的直接原因。试想一下,如果生产者只要依靠使用廉价的要素和资源就能够获得丰厚而可靠的利润的话,他又何必要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资源去搞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呢?趋利避害是理性的人的本性,在资源低价格的经济背景下,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绝对不可能自发的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流的。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要素资源的低价格只是造成粗放型增长方式迟迟不能得以彻底转变的直接原因。因为从根本上说,要素资源的低价格局面是很容易得到扭转的。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要素资源的价格应该和所有商品的价格一样,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除了劳动力资源较为过剩以外,土地、环境乃至资金资源都是较为短缺甚至极度匮乏的。如果将要素资源的定价权交由市场,那么我们看到的将不是要素资源低价格的局面,而是恰恰相反。即使是劳动的价格--工资, 只要相关部门切实秉持现代国家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会得到很大幅度的提高。

        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既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需要,对于管理部门来说,亦非难事。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改革开放30年来,大部分基础要素资源的价格依旧大大低于其正常的合理价值。可见,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要素资源价格的提高,对于管理部门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那么,这其中的玄奥何在呢?

        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解释是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背后存在着一个难以逾越的悖论:要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要缓解国内面临的巨大的就业压力,就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要提高要素价格,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就不可避免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压力。在这一大的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对政府官员考核的唯GDP化,也导致了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执政业绩,不顾一切地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放到了极为次要的地位。

        可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悖论实质上是国家长远利益与国家执政者当前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的集中体现。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的素质和质量,需要决策层切实转变施政理念,痛下决心,改革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要素价格,切实改变对官员单一的考核标准。同时,采取优惠的鼓励措施,改善和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降低企业技术研发的成本,增加技术供给的数量,最终降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技术的价格,引导企业自觉自愿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自身发展的道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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